周建华与新余市主要领导交恶的导火索—市行政中心，当年就计划盖在这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董显苹|摄
噩梦般的“双规”
周建华认为，这是因为实名举报苏荣妻子而遭到的迫害和诬陷。
在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纪委昌北培训中心的“双规”点，按照程序，周建华开始书写交代材料。
“逢年过节，哪些中层干部给我送了多少红包，我都写了。”周建华说，市里的中层干部给市领导送红包，这在新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叠信封里，每个信封写上领导的名字，然后说，‘周主任这是你的。’你接不是，不接也不是。大家都收，所以我也收了。”
周建华称，收红包，他坚持几条原则：第一，班子不团结的不会收；第二，对看不惯的人、比较猥琐的人送的不会收；第三，数额大的不收。
但像这样的两三千块钱红包的交代根本无法通过。周建华写的材料被撕了。
“之后，我又主动交代了新余一些个体户给我过年过节送钱的问题。”这让办案人员感觉被侮辱了智商，周建华说，办案人员认为，如果仅是这点问题，那真是查出了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
“接下来的周建华经历了漫长的、噩梦般的逼供：不让睡觉、拳打脚踢、扇耳光、喝马桶水以及各种羞辱，并以抓捕他的家属对其进行威胁和威逼。”周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这个过程中，周建华认为，这不是正常的政治审查，而是因为实名举报苏荣妻子所遭受到的残酷迫害和诬陷。
据周建华自己的说法，起诉书对他受贿金额1410万的指控，除了他自己主动交代的45.5万元人民币、15万元港币及3根金条外，其他的均属捏造陷害。而他则在以抓捕、移送其亲属相威胁的情况下屈服让步。
“他们拿我的亲人做人质，不停地一件件逼迫我接受他们的诬陷。”周建华说，“硬扛，我必死无疑，我的家人也要受到很大的伤害。当时我最大的考虑是如何保住性命和保护家人免遭更大的伤害。”在周建华被“双规”之后，他的妻子、儿子、弟弟、侄子、前妻及妻弟也先后被抓。
周建华说，2012年的清明节，自己度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三天。他告诉周泽，纪委办案人员要求他分别写好770万、176.9万及一起20万元以上的交代材料，还告诉他，完成这三件事情，调查基本就结束。
“清明节的三天，我流着眼泪，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写这个材料的严重后果，如果按他们的要求写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而如果不写，他们一定会移送我的妻子。我一边哭一边写。”
在周建华被双规的前一天，他的前妻姚敏建给他打电话，“她在电话里又哭又叫，让我一定要保护孩子，我向她承诺，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好孩子。”周建华说。
纪委的工作完成之后，是检察院的同步录音录像审讯。周建华称，在检察院的审讯之前，他被要求不许翻供，否则马上将他的妻子收监。“审讯时我只会流眼泪，我感觉到我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深渊，而且是我自己把自己埋掉了。我一边讲一边哭，尤其是交待770万的问题时，我的心一阵阵抽搐。”周建华托狱友从看守所偷偷带出来的写在烟盒、锡纸等上面的举报材料。该材料由周建华的二审辩护律师周泽提供。
在看守所，收集烟盒、骗来一支笔、躲在被子里继续写举报信
举报材料寄给了中央巡视组和江西全省的处级以上干部
2012年5月31日上午9点多，被“双规”了148天的周建华走出“双规”室，被移送司法处理。“我终于平安地从地狱般的‘双规’室里走出来了，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也说不出的难受。我高兴的是命还在，痛苦的是从这里走出来，我背上了难解之冤。但我相信，不管怎么陷害我，生命在，希望就在。”
周建华曾经两次在“双规”中想到自杀。“在他们逼我最厉害的时候，想过趁半夜站岗的战士打瞌睡时，把我的内衣撕掉，用布条死劲扎我的脖子，打一个死结。后来我想，再苦再难，再大的冤屈，保住生命，从‘双规’室走出来，我就能够胜利。”
周建华到了看守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举报苏荣夫妇及新余市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
“我把它作为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看守所里不给周建华提供纸和笔，他平时就收集狱友们丢弃的烟盒和锡箔纸，并从提审他的工作人员手中骗来一支笔。“我躲在被子里面写，最少写了十几封信向中央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举报苏荣打击报复的问题。号子里面有人出去，就想办法让他们给我带出去，起码有十几个人（帮过我）。”“我当时想，一边暗中向中央举报，披露真相，一边准备在法庭上翻供。即使将来判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向中央申诉、举报。”周建华说。
2013年3月7日，起诉书送达后，看守所提供纸笔给周建华写应诉材料和陈述书。他针对起诉书的26个个案指控，一一进行辩驳和质疑，写了50多页纸；他还写了一份10多页的陈述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检察院的指控不具合法性，第二部分是详实举报苏荣妻子及新余市主要领导贱卖新余高专老校区300多亩土地的经过，第三部分是关于专案组如何以我家人为人质对我进行威胁，同时对我进行残酷的折磨、体罚殴打，逼迫我接受各种诬陷的经过。”
周建华告诉周泽，在开庭前，所有的这些应诉材料均被看守所的管教强行夺走了。“他被变相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周泽说，周建华在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一直没有机会与他的辩护律师见面，直至起诉书送达之后，才第一次见到了律师。
在此之前，周建华一直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不过，他拜托狱友从看守所带出来的举报材料终于到达了前妻姚敏建的手中。
接到周建华从看守所递出来的举报材料后，姚敏建将其整理出来，准备往相关部门寄。那时候，苏荣还是江西省委书记。2013年3月，中国政府进行新一轮的换届，苏荣从江西调任中央。姚敏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在确定他要到全国政协赴任的第二天，我到了北京，把这些打印出来的材料给中纪委的每位领导都寄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寄了，但我还不敢惊动省里，因为还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离开江西。一直到了4月，苏荣离开江西，在清明前后，我一天寄了几十封举报信给江西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省检察院、省高院以及省纪委常委以上的每一位领导。”
2013年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姚敏建带着自己写的一封信，连同周建华的举报材料，到了中央巡视组下榻的南昌市滨江宾馆。“到了门口，我看到好多便衣，就不敢进去了。我一直都是被监控的对象，他们都知道我一直在告。”她将材料从门口的信箱寄了出去，“但我不放心，又用电子邮件从网上寄了出去。”
杨鹏也去了中央巡视组信访。姚敏建说，杨鹏向中央巡视组举报之后，他的“取保候审”很快就拿掉了。
但不到一个月，姚敏建的弟弟和儿子以及周建华的侄子突然被关了进去。周建华所在看守所的管教干部也陆续被抓。
周建华猜测，他的举报材料递交给中央巡视组第八小组以及省里的主要领导后引起了重视。“有人返回来追查这些材料是怎么出去的”，管教干部因此被追责。
周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截至目前，他们并未获得相关部门的回应。
周泽认为，不管周建华的贪腐问题有多严重，都应该保护他在司法程序中获得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对待。
周泽代理该案后，一直在其实名微博上发布周建华对苏荣的举报信，誓与对手“死磕”。据周泽称，他们将材料寄到了几乎江西省每一位处级以上干部的手中。
同僚、亲友并不认同他的做法
“周建华的做法并不符合传统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
周建华贪腐案在江西官场广受关注。许多人，包括周建华的亲友，都认为，周建华的做法并不符合传统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
杨鹏认为，关于苏荣所涉贪腐问题或远不止于周建华所举报的内容，但周建华是其在位时唯一一位实名举报他的官员。“从中国的官场惯例看，没有人会像周建华这样搏命告状的。”在杨鹏看来，自己的这位伯伯，“很正直，讲原则，有点能力，但个性还是有些问题，脾气不好，比较倔强和清高，看不惯的事就会说，我都怕他。”
周建华的前妻姚敏建说，性格决定了周建华的命运。
江西官场上的人对此多不予置评。
“是不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翻案呢？好难。如果周建华案有报复陷害的成分，可以有所调整；如果纯粹是造假的，那就要拨乱反正。如果是10万或100万都好说，但现在认定的是1000多万，你很难说这都是无中生有。”新余市曾与周建华共事的一位官员很不赞同这位昔日同僚的做法，对周建华所举报的内容亦存有异议，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至少不全是事实。”
江西省司法系统的一位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我们看来，周建华是什么人呢，就是那种自己屁股很不干净却要把别人整脏的人。如果你自己本身很干净你去举报别人，那会获得同情，但现在是他首先自己不干净，还要去整别人。”
但在周建华自己看来，他的问题“不过是礼尚往来的60多万红包的问题”，而非1400多万的指控。
“他自认为自己很干净，没有买官卖官，没有在任何项目上收受财物。” 周的前妻说。杨鹏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周建华本来认为自己不会有事才去告的。
深陷囹圄之后，周建华也在反思。他坦言，后悔自己的鲁莽，不仅使自己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也把一家人都带向了深渊。“实名举报没有掌握好时间，我可以背后举报，也可以等他调走了再举报，更犯不着向省纪委的领导汇报苏荣妻子的问题。”他说，“我不是很蠢吗？方法不对。”
周建华向周泽感叹，“中纪委虽鼓励实名举报，但须完善实名举报保护机制，使实名举报成为反腐败的一种常态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根除党内腐败。”
“这场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周建华这样形容他与前任省委书记苏荣之间的反腐败争斗。
6月14日，多家媒体发布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苏荣成为十八大之后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杨鹏说，那天晚上，自己买了最大的爆竹在广场上放来庆祝。他发现，那一晚，放鞭炮的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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